第二章 实验班

高一的时候，学校的大喇叭每天早上放两首歌。

第一首是《感恩的心》。六点钟，天还没亮，宿舍楼的喇叭就开始响。"感恩的心，感谢有你——"这首歌像一个闹钟，准时得不讲道理，不管你睡没睡够，它响了，你就得起。

第二首是《青花瓷》。跑操的时候放的。五十个人排成队，绕着操场跑，周杰伦的声音从操场中间的大喇叭里传出来，"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——"。冬天的早上，呼出的气变成白雾，脚底踩着冻硬的塑胶跑道，耳朵里是周杰伦，身体在动，血在流，脑子是清醒的。

跑操是一天里我最舒服的时刻。如果不是每天早上这二十分钟的跑操，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撑完这三年。

还有军训。高一刚入学的时候，有教官来训练我们。正步、仰卧起坐、俯卧撑，在操场上晒着太阳折腾一整天。对别人来说这可能是苦差事，对我来说比坐在教室里有意思多了——至少身体在动。教官是个外地人，说话带着方言，"一二一"喊成"鸭儿鸭"，全班人忍着笑跟着喊"鸭儿鸭"，步伐全乱了，他急得直跺脚。那是高一为数不多的、所有人一起笑的时刻。

——

入学报到那天，我在学校门口的地摊上买了一台收音机。十几块钱，塑料壳的，天线拉出来歪歪扭扭。没有MP3，没有手机，收音机是我唯一的娱乐设备。晚上熄灯以后，塞上耳机，调到FM，听新闻，听歌，听那些我叫不上名字的电台主持人用温柔的声音说"各位听众，晚安"。

中午吃饭，我一开始不去食堂。高中在县城，我家在农村，没法回家吃饭。食堂太贵了——对那时候的我来说——所以我去校门口的小摊。五毛钱两个馒头，几毛钱的咸菜或者炒白菜。一顿午饭不到两块钱。够了。

吃得少，人也瘦。体型小得像个初中生。

但高一的时候，我是快乐的。成绩在班里排第十左右，不算拔尖，但稳。模考偶尔能摸到南大的线。老师夸过我，同学找我问过题，体育课上打篮球我是最积极的那个。这一切都还正常。

后来就不正常了。

——

先说学校。

我们高中的实验班，八个班，单独安排在老校区。说起老校区，十里八乡的人都会竖起大拇指——那是公认的最好的高中。能考进实验班，在我们家是空前的事情，我是家里第一个。爷爷奶奶、爸妈、亲戚，所有人都觉得我出息了。

学校还有一个更大的新校区，西校区，几十个班。但老校区的八个班是"希望"，是"重点中的重点"。我们被圈在老校区里，像一批被精挑细选的种子，等着发芽。

——

高一的班主任姓王。年轻，三十岁左右，话不多，不太管人。我不讨厌他，也不喜欢他，但在他的班里我是自在的。自在这个词，后来我才知道有多珍贵。

高一下学期，级部主任搞了一次"实验"——分班。拿活人实验。我从四班被分到了六班。

六班的班主任是一个身高不到一米五的女老师。我们私底下叫她"根号2"——因为根号2约等于1.414。她每天笑眯眯的，对每个学生都好，像姐姐一样。我很喜欢她。在她的班里，我也很快乐。大家都喜欢她。

但她的问题是——不够严格。实验班要出成绩，出成绩要压着学，压着学要凶。她凶不起来。笑眯眯的人怎么凶？所以她被边缘化了。

高二，换了一个男老师。姓杨，三十五岁左右，教数学。

我叫他笑面虎。

他八面玲珑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。班上有一个学生，家长是给县城领导开车的——这件事我后来才知道——他对那个学生格外关照，经常跟她嬉皮笑脸。我不是嫉妒，是恶心。那种世俗的、精明的、把权力关系带进教室里的东西，让我从骨头里反感。

我开始讨厌他。先是讨厌他的做派，然后讨厌他的脸，然后讨厌他教的数学课。课上听不进去，一看到他的脸就烦。听不懂了就更烦，更烦了就更听不进去。课下想补？没时间——课下要做试卷，做不完的试卷。

这就是我成绩下滑的另一个起点。

而且这个老师一直带我们班，直到高考结束。三年。

三个班主任：王老师让我自在，根号2让我快乐，杨老师让我窒息。我的成绩精准地跟着班主任走——高一第十名，高二三十多名，高三四十多名。

——

实验班的作息：从早上六点的早自习开始，一直坐到晚上十点的晚自习结束。

寄宿制。每两周放假一次。中间除了吃饭和课间那十分钟，屁股基本不离开椅子。

我是那种坐不住的人。

不是"坐久了想活动一下"的那种坐不住，是一种从骨头里往外冒的烦躁——坐了半个小时，腿就开始抖。坐了一个小时，后背开始出汗。坐了两个小时，脑子里嗡嗡响，眼睛盯着课本但什么都看不进去，字在眼前漂来漂去，像一群不肯降落的鸟。

我有时候怀疑自己是不是多动症。但在那个年代，在一个北方县城的高中里，"多动症"这三个字不存在。只有"坐不住就是不用功"和"别人能坐你怎么就不能坐"。

所以我坐着。继续坐着。

——

中午有午休时间。

但大部分同学不去宿舍休息。他们趴在课桌上，胳膊一叠，脑袋往上一搁，眯十五分钟。然后抬起头，脸上印着袖子的褶皱，继续翻开课本。

我也趴着。但我睡不着。桌面是硬的，胳膊压久了发麻，教室里有人翻书的声音、有人写字的声音、有人小声背单词的声音。这些声音很轻，但加在一起就像一台永远不关的机器，嗡嗡嗡嗡。

我趴在那里，假装在睡，其实在想：为什么别人能这样？为什么他们趴十五分钟就能充满电，而我趴一个小时起来还是昏的？

我不知道答案。只知道如果我真的去宿舍躺一会儿，回来的时候会看到所有人都在学习，而我是唯一一个"去休息了"的人。那种感觉比不休息还难受。

所以我继续趴着。

——

久坐的后果是慢慢显现的。

先是便秘。不是偶尔的，是长期的。肠子像一台生了锈的机器，推什么都推不动。蹲在厕所里的那十分钟，是一天里少有的不用坐在椅子上的时间，但我连这十分钟都过得不痛快。

然后是感冒。一个月至少一次，有时候两次。不是发高烧那种，是低烧、鼻塞、头疼、嗓子痒。吃几片感冒药，扛两天，好了。过两个星期，又来了。

感冒的时候更坐不住。头昏昏沉沉的，鼻子堵着，呼吸不通畅，更加犯困。困了效率更低，效率低了更焦虑，焦虑了睡不好，睡不好第二天更困。一个死循环。

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——久坐、缺乏运动、休息不够。但我不能站起来走，不能去操场跑一圈，不能中午回宿舍睡一觉。因为所有人都坐着。

实验班的规则不是写在纸上的，是写在空气里的。没有人规定你不能午休，但没有人午休。没有人规定你下课不能出去走走，但大部分人下课了还是坐在那里做题。规则是沉默的，但比任何明文规定都有效。

——

高一的时候，我的成绩在班里排第十左右。五十个人里排第十，不算拔尖，但够得着好学校。模考的时候，偶尔能摸到南大的线。老师说过一句话："宋远明，你脑子不差，就是坐不住。坐住了，南大不是问题。"

坐住了。

这三个字我听了三年。每次听到都觉得——如果"坐住了"是解决一切的答案，那问题就不在脑子上，在屁股上。

但我不能跟老师说这个。我只能点头，说"嗯，我会注意的"。然后回到座位上，继续坐。

然后成绩就开始往下掉了。

久坐、便秘、感冒、犯困、效率低、焦虑、睡不好——这些东西像一群蚂蚁，单个不致命，但它们缠在一起，一点一点地啃。我知道问题在哪里，但我没有力量改变。就像一个人站在泥地里，眼看着自己在往下陷，能清楚地描述"我在往下陷"，但脚就是拔不出来。

从高一的第十名，到高二的二十多名，到高三的四十多名。五十个人的实验班，四十多名。

我不是不努力。我每天和所有人一样，六点到十点，坐着，学着。但我的努力是疲劳的、低效的、带着病的。别人坐八个小时能吸收六个小时的内容，我坐八个小时只能吸收两个小时的。剩下六个小时是坐着的尸体。

而且我给老师和同学留下了一个印象——事多。

感冒了请假，事多。中午想回宿舍休息，事多。课间出去站一会儿，事多。上厕所时间比别人长，事多。在一个所有人都在拼命的环境里，你的任何"不一样"都会被解读为"不够拼"。

我不是不够拼。我是拼不动了。

但这话我说过一次。

我给班主任写了一封信。很认真地写的，写了我的状态，写了我坐不住，写了我成绩为什么在掉，写了我想求助但不知道怎么开口。我把信折好，塞进了班主任办公桌上的文件夹里。

然后等。等了一天，两天，一个星期。

没有任何回应。

他没有找我谈话，没有在班上提起，没有在我的作业本上写一句"我看到了"。那封信像一颗石子扔进了深井里，连回声都没有。

我不知道他到底看没看到。也许看到了，觉得不值得回应——一个学生说自己坐不住，这算什么事？五十个人都坐着呢。也许根本没看到，被其他文件压住了。

但对我来说，那是我唯一一次主动求助。求助的结果是沉默。

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过"我坐不住"。

直到二十年后，在安定医院，一个五百块挂号费的医生告诉我："你的问题不在心脏，在大脑。"我才知道，也许从一开始，那个坐不住的男孩就需要的不是"坐住"，而是有人告诉他——你没有问题，是椅子的问题。

——

课间十分钟。

大部分人不出教室。有几个人出去上厕所，有几个人站在走廊里伸个懒腰。我每次课间都出去。不是上厕所，就是站在走廊的窗户旁边，往外看。

窗外是操场。冬天的操场空荡荡的，没有人。夏天的时候偶尔能看到几个不是实验班的学生在打篮球——他们下课早，有自由活动的时间。我站在四楼的窗户旁边，看着他们跑来跑去，球砸在地上的声音从远处传过来，很闷，很有节奏。

我想下去打球。想得要命。

但课间只有十分钟。下楼、跑到操场、打几分钟球、跑回来、爬四层楼——光是路上就要五六分钟。不够。

我就站在窗户旁边看。看完了，上课铃响了，回去坐下。

——

有一样东西让我在那三年里没有彻底疯掉——体育课。

每周两节。在操场上。可以跑，可以跳，可以打球。

那两节课是我一周里最清醒的时间。不是因为运动让我清醒，是因为在操场上的时候，我的身体终于在做它想做的事情。跑的时候，腿不抖了。跳的时候，后背不出莫名其妙的汗了。打篮球的时候，脑子里的嗡嗡声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球砸在地上的声音、球鞋摩擦地面的声音、有人喊"传球"的声音。

这些声音比教室里的任何声音都让我安心。

体育课下来，浑身是汗，但通体舒畅。回到教室的时候，能安静地坐一个小时——这是我在其他时间做不到的。

但一个小时之后，那种烦躁又回来了。像潮水退了又涨。

——

晚自习结束是十点。

回到宿舍，洗漱，上床。熄灯是十点半。

熄灯之后，我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支手电筒和一个日记本。把被子蒙在头上，打开手电筒，开始写。

写什么都有。今天的课听了多少，模考的成绩是多少，某道题不会做但同桌给我讲明白了，食堂的红烧肉今天很咸，妈打电话来说让我注意身体。

也写那些说不出口的东西。

"我很累但是不敢说。因为所有人都累，你凭什么特殊。"

"我想打球。体育课太少了。"

"今天又便秘了。这是这个月第四次。"

"坐不住。真的坐不住。但我不知道怎么办。"

手电筒的光很弱，只能照亮本子上的一小块。但在那一小块光里，我可以说真话。白天坐在教室里的那个人，和晚上蒙在被子里写日记的这个人，是同一个人，但好像又不是。

白天的我是一台不太好使的机器，坐在流水线上，跟着所有人一起转。

晚上的我才是我。

——

三年。一千多天。

我用这种方式熬过了实验班。不是靠天赋，不是靠勤奋，是靠一支手电筒和一个日记本。

后来高考的时候，老师的那句话终于应验了——"宋远明，坐住了，南大不是问题。"

我没有坐住。

所以南大是个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