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章 奥运年
2008年，全中国都在等一件事。
北京奥运会。百年奥运梦。电视里天天在倒计时，街上挂着福娃的海报，出租车司机都会哼两句"北京欢迎你"。整个国家像一壶烧开了的水，沸腾着，蒸汽往上冒。
我也在等一件事。高考成绩。
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一个好年头。奥运年参加高考，金榜题名，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荣耀绑在一起——多好的故事。同学群里有人说"奥运年一定要考个好成绩"，有人说"为国争光从高考开始"。
我看着那些消息，把手机放下了。
497分。这个数字已经出来了，悬在空中，所有人都知趣地不提。
全中国在庆祝百年梦想实现的那个夏天，我是那个失意的人。
——
高考结束后没多久，我跟着邻居去了潍坊。
我爸常年在潍坊打工，建筑工地上的。我妈也在那边，帮忙做饭或者打点零工。我去那里不是为了旅游——是为了打工。心里苦闷，在家待不住，也不想待。家里的空气太沉了，爸妈虽然不说什么，但那种"四百九十七分"的重量像一块看不见的石头，压在饭桌上，压在每一句"吃饭了"和"早点睡"的后面。
其实我心里隐隐预感到要复读。但那种预感是模糊的，像一团雾，看得到方向但不想走过去。整个假期我从来没去过网吧——不是没钱，是没有那个心情。但我也没有任何要开始学习的打算。万念俱灰的人，连"准备复读"这件事都提不起劲来。
去潍坊，离开那个村子，离开那些知道我考砸了的人，起码能喘口气。
六月的潍坊正热。那种北方平原的热，太阳从早上就开始晒，地面烫脚，空气里有一股灰尘和柏油的味道。工地在城郊，正在建一栋什么楼，脚手架搭得很高，工人们戴着安全帽在上面爬来爬去。
我到了之后，先歇了几天。我爸没催我干活，我妈也没说什么。这就是他们能给我的最大的支持——让我在工地上玩一阵子。不催，不问，不提那个数字。
歇了几天之后，我上工地了。
我爸是泥瓦匠，垒砖头。我妈打下手，负责把混凝土装填到小兜子里。而我是我妈的下手——她干什么我干什么。搬砖、和泥、递工具、扛东西。
工地上的人大部分是亲戚邻居，老家一个村出来的。没人给我一般见识——我一个刚高考完的学生，干活肯定不利索，手上磨出水泡，搬一天砖第二天胳膊抬不起来。但没有人嫌弃我。他们不仅容得下我，还给我发工资。多亏了我爸妈的面子和庇护，不然我肯定待不下去。
即便如此，我还是坚持不下来。
不是因为出力——出力虽然累，但那种累是实在的，流汗就流汗，疼就疼。真正受不了的是站着。一天天地站着，戴着安全帽，晒着大太阳，从早上站到傍晚。我的小腿肚子疼，那种酸胀的、涨涨的疼，站久了腿发软，想找个地方坐一会儿。
万不得已我就找个角落蹲着歇一会儿。我爸为此说了我好几次。但我实在做不到。
从那以后，我心里就有了一个非常清晰的选项。上学还是打工？我选上学。不是因为上学有多好，是因为我连站一天都站不了——更别说站一辈子。
——
工地上还有一个学生。比我大几岁。他也是来打工挣学费的。
但他跟我不一样——他是完全靠自己。他爸妈是离不开家的老人，而且他妈脑子不太好。没有人能托举他，他只能自己托自己。
他干活像大人一样，一天一天没日没夜地干，别人找不出毛病来。从来没说过苦，从来没蹲下来歇过。我在旁边歇着的时候，看到他还在搬砖，汗从安全帽的边沿滴下来，背上的衣服湿透了。
他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学费。
后来我听说他最终没有考上大学。成绩实在太差了，比我的497还差。他用身体挣来的学费，没有换到一张入场券。
想到这里，我非常感激我的父母。他们不富裕，但他们把我托住了。我妈每个月给我八百块生活费，我爸说"你还是回去念书吧"。他们没有让我站在工地上挣自己的学费。
那个男孩的命运是我的另一种可能。如果不是父母的托举，我就是他。
——
干了不到一个月，我实在干不动了。
别人也越发不满意——毕竟一个天天蹲着歇的小孩，在工地上就是多余的。我爸不让我干了，草草收场。
我重新恢复了放养状态。
还有不到一个月就要开学复读了，我依然淡定，没有进行任何复习。爸妈根本无力管我。一是他们力不从心——干活太累了，从早到晚，回来就想躺下，没有精力管一个十八岁的儿子该不该看书。二是他们也不懂——我妈不识字，我爸初中没毕业。他们对我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。只要我不去烦他们就行。
开学前的那个月，我跟着他们搬了一次工地。从一个漏风的砖石结构的地下室搬到了另一个地下室。在建的楼房，到处都是大小便——工人的第二个厕所。真正的厕所离得远，而且恶臭难忍，所以大部分人都选择在楼房里解决。这就是我的居住环境。
电压不稳定，时不时断电停电。电饭锅煮饭煮到一半，灯灭了，锅停了，等来电了再继续煮。煮出来的米饭半生不熟的。
我无聊得发慌。去街上买了一个小电视——那种像笔记本一样的、带盖子的便携式DVD机。可以播放光盘。我于是又买了一堆盗版碟。
白天他们上班的时候，地下室就剩我一个人。黑黑的环境，一个小屏幕亮着。香港大片、美国大片，什么都看。动作片、枪战片、还有一些不该给十八岁少年看的。
盗版碟的画质很差，有时候有竖条纹，有时候画面突然跳一下。但在那个地下室里，那个小屏幕是唯一发光的东西。
我的欲望被激活了。但无法被满足。
十八岁，地下室，盗版碟，断电的电饭锅，到处是大小便的在建楼房。
这就是我的2008年夏天。别人在看奥运开幕式，我在看盗版碟。
——
但总归还是得干点正经事。一个人在地下室里发呆也不是办法。
我买了一本书。《士兵突击》。
这个电视剧热播的时候，正好是高考冲刺的最后阶段。全班都在刷题，我连电视都没看过。现在终于可以好好看看原著了。
小说是挺励志的。许三多那个人——笨、木、什么都不会，被所有人看不起。但他不放弃。不是那种热血的、喊口号的不放弃，是一种笨拙的、重复的、一天天熬下去的不放弃。他做腹部绕杠，做了三百三十三个，做到吐。不是为了证明什么，就是因为他不知道除了做下去还能做什么。
我在工棚里看这本书，看得津津有味。周围是工人们午休的鼾声，电风扇嗡嗡转着，我捧着那本有点卷边的小说，一页一页地翻。
说实话，那时候我的阅读习惯还没有养成。即便是小说，也看不了太长时间——半个小时就开始走神，眼睛还在字上，但脑子已经飘走了。不知道飘到了哪里，也许飘到了那个四百九十七分上面。
看不下去的时候，我就听评书。
单田芳。
那个嗓门，那个声音——沙哑的、苍老的、但中气十足的声音。从收音机里传出来，像一个老人坐在你面前，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讲着几百年前的事情。
"话说那年头——"
他每次一开口，我就安静了。不是因为故事有多精彩，是因为他的声音里有一种东西——力量感。他像是正义的化身在那里点评历史，什么忠臣奸臣、什么成王败寇，在他嘴里全都清清楚楚，是非分明。
这个世界是混乱的。四百九十七分是混乱的，奥运年高考失利是混乱的，不知道该复读还是该打工是混乱的。但单田芳的评书不混乱。在他的世界里，好人有好报，坏人有恶报，英雄终归是英雄。
我躺在工棚的行军床上，头顶是铁皮屋顶，太阳晒得铁皮发烫，屋里像个蒸笼。我把收音机放在枕头边上，调到评书频道，闭上眼睛听。
单田芳的声音盖住了工地上的噪音，盖住了电风扇的嗡嗡声，盖住了我脑子里关于分数的杂念。
——
八月八号。奥运会开幕了。
工地上有一台小电视，十几个工人挤在一起看。开幕式的画面很震撼——击缶而歌、活字印刷、焰火在鸟巢上空绽放。所有人都在叫好，有人鼓掌，有人吹口哨。
我也看了。
画面确实好看。但我心里没有沸腾。全中国都在庆祝的那一刻，我坐在一群建筑工人中间，穿着一件汗渍斑斑的背心，脚上是一双沾着水泥灰的拖鞋。我十八岁，高考四百九十七分，没有大学可上，秋天要不要回去复读还没决定。
电视里，刘翔出场了。全场欢呼。
然后刘翔退赛了。
跟腱伤了。他蹲在起跑线旁边，脸上是痛苦的表情。全场安静了几秒钟，然后响起了叹息声。
我看着电视里的刘翔，心想：他也没有按计划完成他的比赛。
他是全中国的希望。我只是一个村里的希望。他的退赛上了新闻头条，我的退赛没有人知道。但那种感觉——准备了那么久，站在起跑线上，然后跑不下去了——也许是一样的。
——
九月。
工地上的活我最后也没怎么干。搬了几天砖，累得浑身疼，手上磨出了水泡。我爸看了一眼我的手，说："你还是回去念书吧。"
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语气平淡得像在说"今天吃面条"。但我知道这句话的分量。他在工地上搬了大半辈子的砖，他不想让我也搬。
我回了家。收拾东西。去复读。
走之前，我把那本《士兵突击》留在了工棚里。没有带走。那本书属于那个夏天，属于那个在工棚里听评书的少年。
带走的只有收音机。
单田芳的声音还要陪我再走一段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