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章 塑胶跑道
复读的学校不是巨野一中。
是潍坊的一所中学。这个学校是我爸在工地上的领导帮忙找的——他也是我家亲戚，二姑父的姐夫。大人们说潍坊的高考水平比菏泽高，在那边复读，来年成绩会好一些。
我已经被巨野一中伤透了心。笑面虎的脸、四十多名的成绩、给班主任写信的沉默——那个学校留给我的全是淤青。所以当我爸说"去潍坊复读"的时候，我果断答应了。不是因为潍坊有多好，是因为那里没有巨野一中。
开学前，我提了一个要求：给我买一个诺基亚5200。
这是我人生中第一部手机。滑盖的，银灰色，屏幕很小，但能听歌。我爸没犹豫，带我去手机店买了。他大概觉得，一个要去外地复读的儿子，身上应该有一部手机。这是他能给的安全感。
——
开学那天，我爸把我送到了学校门口。
学校不大，但干净。跟巨野一中的老校区完全不一样——那边是灰扑扑的旧楼，这边的教学楼刷了白漆，窗户是铝合金的，走廊里有瓷砖。
由于我的高考成绩，学费被免去了一部分。497分，在潍坊的复读班里算是中等偏上——这个分数在巨野一中实验班垫底，到了这里反倒还行。同样的分数，换一个坐标系，感觉完全不一样。
报完名，我爸跟班主任见了个面。班主任姓什么我记不清了，但我记得他的样子——四十来岁，不高，微胖，每天都笑呵呵的，话不多，不凶。
他跟高一那个王老师是同一种类型。老实、寡言、不给人压力。
我看到他的第一眼，心里松了一下。那种松不是"终于可以不学习了"的松，是一种"终于不用怕了"的松。在笑面虎的班里待了两年，我的神经一直是绷着的——不是绷在学习上，是绷在"别让他看到我在歇"上。现在换了一个笑呵呵的班主任，那根弦松了。
我确实是一个敏感的人。老师的一个表情、一句语气、看谁多看一眼少看一眼——这些别人不在意的东西，我全都接收到了，而且放大了。好的放大是动力，坏的放大是毒药。笑面虎是毒药。这个新班主任是解药。
——
但真正让我复活的，不是班主任。
是操场。
学校有一个大大的塑胶跑道。
红色的，标准的四百米跑道，白线分出六条道，弯道处的斜率刚刚好。跑道的表面是那种软弹的颗粒材质，踩上去有一点弹性，不像水泥地那样硬梆梆。
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塑胶跑道。
巨野一中的东校区没有塑胶跑道。操场是土的，一下雨就泥泞，晴天则是一层灰。跑操的时候灰尘飞起来，跑完一圈鼻孔里都是黑的。
但这里不一样。我第一次站在塑胶跑道上的时候，低头看了一会儿。红色的地面，白色的线，干干净净的。我跺了两下脚，感觉到那种弹性——脚落下去，地面接住你，然后轻轻地弹回来一点。
不是水泥的硬接，不是土地的闷吸。是一种有回应的感觉。
——
每天早上跟着班级一起跑操。和高中一样的环节，但感受完全不同。
在巨野一中，跑操是唯一能动的二十分钟，跑完了就得回教室坐着，像刑满释放又被抓回去。在这里，跑完操之后，我发现——自由活动时间也可以去跑。
没有人规定不能跑。也没有人因为你去跑步就说你"事多"。
我开始在自由活动的时间去操场跑步。一个人。不听音乐，不带手机——诺基亚5200揣在宿舍枕头底下。就一个人，在红色的塑胶跑道上，一圈一圈地跑。
跑的时候什么都不想。不想497，不想南大，不想笑面虎，不想爷爷，不想地下室的盗版碟。脑子被清空了，只剩下脚步声和喘气声。
跑完了，浑身是汗，站在操场中间，双手叉腰，抬头看天。潍坊的天比巨野的开阔一点——也许是心理作用，但我确实觉得这里的天更高一些。
然后回教室。坐下来。翻开课本。
奇怪的是，跑完步之后，我能坐住了。
不是坐住一整天，是比以前多坐一两个小时。那种从骨头里往外冒的烦躁，被汗水冲走了一部分。不是全部，但够用了。
——
复读班的氛围跟实验班完全不同。
没有人关心你从哪来的，没有人在乎你第一年考了多少分。这里的人只有一个目的：再来一次。班里的人年龄参差不齐，有跟我一样的，有比我大两三岁的。每个人脸上都有一种相似的表情——不是悲壮，是一种闷着头往前走的沉默。
数学老师不是笑面虎了。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，西装革履，每天打出租车来学校。在一群穿着随便的复读班老师中间，他像一只鹤站在鸡群里。
他是高考数学阅卷老师。
这个身份在学生中间的分量可想而知。他见过几万张高考试卷，知道哪些题年年考，知道评分标准精确到半分，知道阅卷老师看到什么样的解题步骤会给满分。大家对他又敬又怕。
我属于怕的那种。从来不敢问他问题。不是他凶——他不凶，讲题的时候声音很大，喜欢拍桌子，但不针对人。是他的身份让我怯。高考阅卷老师，西装革履，打出租来上课——这种人我怎么敢凑上去说"老师这道题我不会"？
事后我才知道自己错失了一座宝藏。提升成绩的不二法宝就是主动问老师——但我没有那个能动性。我只会坐在座位上等老师讲到我不会的那道题。如果他没讲到，那就不会了。
但他讲课确实好。没有笑面虎那张让人恶心的脸，数学就只是数学了。障碍消失了，题目就只是题目，不再附带情绪。我听懂了。数学回来了。
——
讽刺的事情发生在高考之后。
他在考前花了很多课时给我们预测压轴题。凭他阅卷老师的经验，他圈了好几道"大概率会考"的题型，让我们反复练。大家都信他——毕竟他见过几万张卷子，谁比他更有发言权？
结果，他预测的题目，一道都没有命中。
而巨野一中传来消息——他们命中了数学最后一道大题。
那个让我窒息了两年的学校，命中了。这个高考阅卷老师坐镇的复读班，一道都没中。
这件事改变了我对权威的看法。西装革履不代表判断力。打出租车来上课不代表比骑自行车的老师更准。头衔和经验是一回事，结果是另一回事。
从那以后，我不再盲目相信任何权威。但这个教训来得太晚了——如果我早一点学会"不怕权威"，也许在复读的那一年里，我会主动走到他面前说"老师，这道题我不会"。也许572就不止572了。
那一年我像一台重新启动的机器。六点起，十点睡，中间全是学习。不同的是，这次我不再跟自己较劲——困了就回宿舍睡二十分钟，不硬扛；便秘了就多喝水、多去操场跑两圈；烦躁了就出去走一走，不在座位上死耗。
这些在巨野一中"事多"的事情，在这里没有人在乎。
我发现，当没有人盯着你的时候，你反而能把自己照顾好。
——
那一年，我跑坏了一双鞋。
不是篮球鞋——是一双普通的运动鞋，白色的，入学的时候买的。跑了一年之后，鞋底磨平了，鞋面也脏了，洗不干净。
我没有扔。带回了家，放在门口。
后来去永宁上大学的时候，我妈给我买了一双新的安踏篮球鞋。旧的那双留在了家里。
它在潍坊的塑胶跑道上跑了一年。四百米一圈，我不知道跑了多少圈。但我知道，那一年我从497跑到了572。
七十五分。
每一分，都是在红色跑道上跑出来的。
——
又是一个漫长的暑假。三个月。
但这次的心态完全不同了。家里人的心态也不同了。572分，过了本科线，有大学上了。不是南大，但有学上。这就够了。空气里那块"四百九十七"的石头终于落了地。
这一次，我自始至终没有干一天活。
没有人让我去工地。我也没有主动提。去年在潍坊的工地上，我已经用身体确认了一件事——我站不了一天。小腿肚子疼，太阳晒得头晕，蹲下来歇着被我爸说。不到一个月就草草收场了。
宁可吃上学的苦，不吃工地的苦。
这不是一个高尚的选择。不是"我要好好读书报效祖国"。是一个身体做出的选择——我的腿告诉我，你干不了这个。
我曾经幻想过另一种可能：如果我身体有天赋，就特别能站着，恰好有一把子力气，能干得了搬砖或者搅拌混凝土的活——我很可能就不会去读书了。
人都是靠即时反馈来持续做事情的。一个人如果持续从出力气中获得成就感——搬一天砖，拿一天钱，流的汗立刻变成口袋里的钞票——他很可能就会放弃学业。从多巴胺分泌的角度看，搬砖和读书没有本质区别，都是付出→回报→继续付出。但从十年后的生活来看，天差地别。
所以我选了上学。不是感性选择，是理性选择。或者更准确地说，是身体替我做了理性选择——它用小腿的疼痛告诉我：你不属于工地。
那个暑假，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爽。
想什么时候睡就什么时候睡，想什么时候起就什么时候起。这件事说出来很普通，但对于一个从小到大都被"六点起床"支配的人来说，简直是另一个世界。
我爸妈因为干活的原因，一直保持着四点半到五点起床的习惯。我从小跟着他们的作息走，天不亮就醒了。高中更不用说——六点早自习，五点半就得睁眼。
但这个暑假，我每天睡到十点多。
六月底的十点多，太阳已经晒到了窗户上，屋里闷得像蒸笼。我是被热醒的。不到五点天就亮了，我竟然能从亮天一直睡到太阳晒屁股。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。
晚上呢？差不多十二点，有时候一两点才睡。对一个循规蹈矩的高中生来说，这是多么"晚"。可其实也没干什么——躺在床上，用诺基亚5200听刘德华的歌，或者在那个小屏幕上看盗版小说。一章一章地翻，字很小，看久了眼睛酸，但不想停。电视在爸妈房间里，我不想打扰他们，就不看了。
三个月。很长。很无聊。表面上什么都没干。
但后来我才明白，那段时间是一个发酵池。
高中三年加上复读一年的所有东西——课本里的知识、操场上的汗、爷爷的那句话、工地上的太阳、塑胶跑道上的脚步声、单田芳的评书、士兵突击的许三多、刘德华在诺基亚里唱的歌——所有这些草料，和我活跃的、闲不住的脑子混在了一起。
正是这段难得的闲暇，让它们有机会慢慢发酵。就像一坛酒，需要封起来，放在暗处，不打扰它，让时间去做时间的事情。
酒还没开封。但它在变。
而那一天很快就到了。
九月。火车。永宁。
一个我听都没听说过的学校。一段我还不知道会有多快乐的大学时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