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九章 疯了
大一,我彻底疯了。
不是骂人的那种疯,是一匹被关了十年的马,突然发现栅栏没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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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说清楚这个"疯",得从头说起。
小学的时候,我是学渣。不是那种差一点的学渣,是真正的、家里人都放弃了的学渣。我爸妈觉得我长大了就是在家种地、放羊、娶妻生子的。那个年代,农村的男孩子,这就是标准路径。为此,我的身份证上的年龄比实际大了一岁——早一年成年,早一年干活,早一年娶媳妇。我见过比实际年龄大四五岁的。都是这个思路。
然后初一的时候,发生了一件谁也没想到的事情——我考了全校第一。
全校第一。
一个被定义为"种地的料"的孩子,突然考了全校第一。我爸妈愣了。整个家族都愣了。
从那以后,家人对我刮目相看。初中三年,我得的奖状挂了整整一面墙。满满一面墙,从门口到窗户,全是红色的奖状纸。这面墙对我爸妈来说是一个提醒——也许这个孩子不该种地。
我爸开始给我买东西。复读机,小霸王学习机,磁带,书。这些在农村不是必需品,是奢侈品。但他买了。我妈不再叫我下地干活了。我可以冠冕堂皇地待在家里,用复读机听歌,用小霸王打游戏——只要成绩好,这些都可以。
学习成绩成了我不干活的绝佳借口。这是"学习有用"对我最大的即时反馈——不是将来能找好工作,不是能出人头地,是现在、当下、此刻就可以不用下地。
但学习好本身就是一个紧箍咒。
我不是天赋型选手。初一的全校第一有一半是运气,剩下一半是因为别人还没开始使劲。要维持好成绩,我必须用功——一直用功,不能松。从初中开始,我把自己变成了一台学习机器。上课、做题、考试、排名、奖状。循环往复。初中三年,高中三年,复读一年。七年。
七年的机器。
可我还没有玩够。
小霸王学习机里的游戏我只玩了几个,复读机里的磁带我只听了几盘。那些被"好成绩"压住的欲望——跑、跳、唱歌、跳舞、交朋友、去没去过的地方、做没做过的事——全部压在紧箍咒下面,七年没有释放过。
大学,栅栏没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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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竞选了学生会干事。
不是什么高位,就是最基层的那种,但我觉得新鲜。开会、策划活动、跑腿、贴海报、搬桌子。有人觉得无聊,我觉得好玩——终于不是坐在座位上做题了,是在做"事情"。
我参加了歌唱比赛。唱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,但我记得站在台上的感觉——灯照着,下面有人在看,心跳得很快,但不是害怕的那种快,是兴奋的快。在实验班的教室里坐了四年,从来没有人看过我。现在有人看我了。
我参加了迎新活动的排练。还练了街舞。
街舞。一个从农村来的、便秘、坐不住、高考497的男孩,在大学里练街舞。这件事本身就很荒诞。但那时候我不在乎荒诞不荒诞,我只在乎好不好玩。
而且我还当了体育委员。
体育委员意味着什么?意味着每次上体育课,是我喊"立正——稍息——向右看齐"。意味着班级运动会,我负责组织和报名。意味着——我终于不是那个站在四楼窗户旁边看别人打球的人了。我是那个站在操场上的人。
是的,我忙得不亦乐乎。
——
当然,代价是挂科了。
不是一门两门,是好几门。数据结构,六十分,踩线过。操作系统,六十分,踩线过。还有几门更惨的,直接没过。
挂科的通知贴在宿舍楼下面的公告栏上。白纸黑字,一行一行的名字。我在上面找到了自己的名字——宋远明,某某课程,不及格。
旁边有人在看。有人摇头,有人叹气。我也看了一眼,然后就走了。
说实话,挂科并没有影响我快乐的大一生活。也许这话听起来不太负责。但那时候的我,刚从七年的紧箍咒里挣脱出来,你告诉我数据结构不及格——好吧,不及格就不及格。这跟"不能打球""不能唱歌""不能练街舞"比起来,算什么?
我的快乐太多了,挂科拿不走。
——
冬天。永宁的冬天很冷,早上被窝里暖和得不想出来。
宿舍六个人,没有一个愿意起床。但大家都想吃早餐。于是每次都是同一个室友——一直是他——穿上衣服,哆哆嗦嗦地下楼,帮全宿舍买早餐。煎饼、包子、豆浆,塑料袋装着,回来的时候手冻得通红。
我们从来没有轮流过。就是他。他从来没有抱怨过。
我下铺的哥们那段时间迷上了一首歌——吴克群的《为你写诗》。每天早上他的手机闹钟就是这首歌,响了之后他不关,让它放完。"爱情是一种怪事,我开始全身不受控制——"这段旋律在宿舍里循环了一整个冬天。到现在,有时候脑子里还会突然冒出来。
宿舍楼的地下室有一个理发店。不大,一面镜子,两把椅子。老板是个中年女人,剪什么发型都行,统一价十块钱。店里永远放着音乐,永远是那几首歌——其中一首是张韶涵的《隐形的翅膀》。"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,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——"
每次听到这首歌,我脑子里就浮现出一个画面:一个女生坐在理发店旁边的台阶上,低着头背单词。不知道是谁,也不知道她在背什么。但那个画面和那首歌绑在了一起,十几年了,解不开。
——
大一的美好还体现在一个字——纯。
大家刚从高中出来,身上还有高中的影子。上课坐在一起,活动一起参加,吃饭叫上整个宿舍,班集体意识很强。谁过生日大家凑钱买蛋糕,谁失恋了全宿舍陪着喝啤酒。那种"我们是一个班的"感觉,跟高中差不多。
但这种纯只维持了一年。
到了大二,大家开始分化了。有人忙着考研,有人忙着实习,有人忙着谈恋爱,有人忙着打游戏。班级活动来的人越来越少,食堂里各自找各自的圈子。个性开始鲜明,人开始各走各的路。
不过那是后面的事了。
大一这一年,是我人生中最无忧无虑的一年。没有工地的太阳,没有实验班的椅子,没有笑面虎的脸,没有四百九十七分的重量。有的只是——学生会的会议、歌唱比赛的舞台、街舞的节拍、体育委员的哨子、室友帮买的早餐、《为你写诗》的旋律、理发店里的《隐形的翅膀》。
和一个刚从栅栏里出来的、疯了的男孩。
他疯得心安理得。因为他知道,七年的紧箍咒,他有资格疯一阵子。
至于挂科——那是明天的事。
明天再说。